最近一段时间，经常有爱好历史的朋友跟我提起《翦商》这本书，说是读这本书，给他们的震撼还是蛮大的。

我总结下来主要可能是这么几个地方让人印象深刻：

(资料图片)

第一个，《翦商》这本书揭示了中国上古史中一段血淋淋的历史——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，商朝存在大量的人祭活动，祭祀者把人当作牛羊一样的牺牲献祭给神灵，十分血腥和残忍。但奇怪的是，在现代考古发掘之前，周代及之后加起来三千多年，似乎没人知道人祭的存在。是自然淡忘，还是人为铲除？

第二个，关于《周易》，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部算命的书。但是《翦商》的作者李硕认为，《周易》主要不是用来占卜的，而是周文王写的一本历史书，大量记录了商周鼎革时期的重要事件。如果这个解读成立，那么算命先生们的饭碗可算是要被砸掉了。

另外，我个人还对一个话题比较感兴趣——谁是姜太公。《封神演义》中姜子牙的形象深入人心，牢牢占据世人的大脑。但其实，我们对真实的姜太公是一无所知——他是哪里人，怎么认识周文王，如何建功立业？史料实在太稀缺。《翦商》的脑洞很大，试图还原姜子牙的生平，不容易，但故事很精彩。

我会分成三篇来分享我的读书心得。

李硕是位脑洞很大的历史学者，他是北大、清华科班出身，但不是学院派，路数介于专业研究和学术科普之间，既非当年明月，又非教授博导。像我这样的非专业读者，不想读口水戏说，就很对胃口了。李硕十分勤奋，写书一本接一本，而且兴趣广博，知识面极宽，刚写完南北朝，突然又跳跃到春秋，旋即又在中亚侃侃而谈。前阵子传出消息，李硕突然重病在身，不知后续如何，真心祈祷能化险为夷。

首先说一下《翦商》这个书名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指周人翦除商朝，推翻商朝的统治。翦商这个说法呢，是出自《诗经·鲁颂》中“后稷之孙，实维太王。居岐之阳，实始翦商”一句。意思是从周人的太王古公亶父带着部族迁居岐山脚下，翦商大业就开始了。我们后世更多的是把翦商称作武王伐纣。

讲到武王伐纣、商朝灭亡的时候，纣王总是被千夫所指，世人说他如何荒淫无道，极端残暴，搞得天怒人怨，人心都归了周朝。周武王在朝歌的效区牧野一战定乾坤，以少胜多，轻轻松松就推翻了商朝。在中国古人眼里，夏朝的桀和商朝的纣是两个永世不得翻身的昏君，他们简直坏得不能再坏了，是反面典型中的典型。

纣王蒙冤

那么纣王究竟干了哪些坏事让人们记恨了几千年呢？大家都读过《封神演义》小说，或者看过电视剧是吧，这里面有很多描写纣王如何残暴的故事。比如，王叔比干因为犯颜直谏被纣王剖开胸膛挖出心肝；把不听话的大臣绑到烧红的铜柱上折磨致死，即所谓的炮烙之刑；囚禁西伯侯姬昌，据说长达七年，还把他的长子伯邑考剁成肉泥分让文王吃下；纣王跟别人打赌女子腹中胎儿性别，竟命人剖开孕妇肚子取出胎儿。

听上去十分残酷血腥，简直骇人听闻。那是不是《封神演义》作者为了烘托恐怖气氛故意编造出来的呢？不是的，小说作者有他的依据。《尚书》的《泰誓》三篇是周武王在发动伐商战役前的动员演说，武王历数纣王的罪行，其中就包括“焚炙忠良，刳剔孕妇”“斫朝涉之胫，剖贤人之心”这样的说法，“焚炙忠良”应该就是指炮烙之刑，“剖贤人之心”没有明指受害者是谁，或许就是指比干。这些分明就是《封神演义》中酷刑的原型。

所以纣王的罪行是否就此板上钉钉呢？很抱歉，不行。因为流世的《泰誓》三篇乃是伪作，是魏晋时期有人杜撰的版本。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这里无法展开讲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《尚书》的今古文问题。

比较可靠的是《尚书·牧誓》这篇，武王军队抵达牧野之后的一次演讲，这里收集的纣王罪行就温和得多：听信妇人之言，大概是指妲己的枕边风；不积极祭祀自己的祖先，言下之意，是指商朝的祖先已经倒向周人；排挤自家兄弟（大概是指箕子、微子），却重用无耻之徒，任凭他们到处胡作非为。就这些，哪一条都对不上《封神演义》中的残暴举动。

《翦商》的作者李硕认为，剖心、刳腹可能是存在的，但未必是纣王的个人行为，它们的原型是人祭，这是商朝的国家行为。所以，商朝的灭亡不应该由纣王一个人来背锅。

阴森的人祭

什么是人祭呢？就是指在祭祀祖先或者其他神灵的时候，把人当作牺牲奉献给祭祀对象。我们知道牺牲一般专门是指牛羊猪等等动物。在我的老家，每年到了除夕、清明夜，都要准备一扇猪肉、一条草鱼和一整只鸡，摆在供桌上祭祀土地等神灵。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。那你能想象，在供桌上出现人肉吗？在商朝，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们把人作为供品。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对不对。

商朝存在人祭传统，这是有扎实的考古学依据的。《翦商》这本书里就大量引用了这样的考古报告，读起来让人触目惊心，因为商人处理人牲的办法实在十分血腥，说得直接一点，就像屠宰牛羊一样对待人牲。大家可以去读一下《翦商》的原文，需要一点心理准备，跟读秦明的探案小说一样恐怖。

人祭跟殉葬不太一样，殉葬就是陪葬，帝王或者贵族去世的时候，总要拉上最爱的妃嫔、使唤惯了的仆人一起进入坟墓，他们可以在西方世界继续提供服务。人殉起码是把陪葬的人当作人来进行安葬的，甚至一度被视为荣誉。秦穆公的时候，秦人还是热衷人殉，一次穆公跟群臣饮酒，喝高了，彼此说要“生共此乐，死共此哀”。结果穆公去世的时候，真的就有177人从死，其中包括了子车氏的三位贤臣——奄息、仲行、针虎。秦人因此十分惋惜，作了一首诗以资讽喻，就是《诗经·秦风》里的《黄鸟》。

李硕根据考古报告认为，在二里头的夏朝文明，偶尔会有人殉的墓葬出现，但应该没有大规模的人祭行为。但是到了偃师商城、郑州商城，也就是早中商朝时期，人祭的情况越来越多，规模也越来越大。到了晚商时期的殷墟，因为这里考古发掘最为充分，被挖出的祭祀坑也是最多的。根据考古界的估计，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总数超过2500座，如果按照每个坑五个人牲来计算，人牲总计超过12500人。另外一个统计人牲数量的办法是通过占卜用的甲骨文，因为商人在祭祀之前必定会用龟甲进行占卜，所以留下了大量关于用多少牺牲品进行献祭的记载。有学者统计，从盘庚迁都到殷，直到帝辛，也就是纣王灭国，这270多年间，王室官方至少用了人祭13052人，还有很多卜辞没有记载具体的人牲数量，以及还有大量流落在外的甲骨片，所以实际的人牲数量还会更大。

除了官方的祭祀，商朝民间也在进行大规模的人祭。比如殷墟发掘出的大司空村，人祭的规模也相当大。如果把贵族们的祭祀用人牲数量也加上，人数就远不止一万三千多人了。

难怪李硕会在书里说，商朝的人祭现象，是一种国家行为。我们回到《封神演义》里的恐怖故事，王子比干被剖心，伯邑考被剁成肉酱，他们可能都是被当作人牲献祭了。《翦商》的开头详细写了一个商人贵族“墓葬”的发掘现场，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祭祀坑，被献祭的除了大量奴隶，还有一名贵族，猜测是受到商王处罚，所以沦为人牲。因此，商人贵族被献祭，并非不可能。至于伯邑考这样的外族首领被献祭，甲骨文卜辞中有不少的记载。

那么纣王是不是历代商王中人祭最疯狂的君主呢？不是的。根据《殷商史》两位作者的统计，用人牲数量最多的是武丁，他是盘庚迁殷之后的第四位商王，明确的人牲数量达到了九千多人，占比超过13052人的三分之二。而末代的帝乙和帝辛，帝辛就是纣王，明确的人牲数量加起来也就是104人。所以，纣王绝对不是最残暴的商王。我们的史书总是把诸多罪恶加在末代君王身上。

人祭不是商人的发明，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就认为，商人的这种人祭行为，是他们在跟早期苏美尔人接触中学习而来。苏美尔人就是通常所讲的两河文明，位于如今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。当然，这个话题争议很大，也很敏感。

希腊人也有人祭行为，他们会提前物色牺牲品，把他们养上一年，好吃好喝招待他们，在献祭日那天举行盛大的仪式，把献祭的对象带到悬崖边，一把推下去。希腊人认为他们的罪恶将随之被带走，瘟疫、灾难不会再降临到他们的头上。南美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也有制度化的人祭行为，比如让人牲不停游泳，不准靠岸，直到精力耗尽淹死。这些都被西班牙殖民者详细记录下来。

亡国之兆

商人是十分相信鬼神的，尤其崇拜自己的祖先，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他们主宰的，所以要进行大量的占卜和祭祀，来祈求神灵启示，寻求祖先保佑。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就研究过商朝王室是如何祭祀历代先王的。商朝的王死后都有一个谥号，末尾都带有一个干日，比如上面提到的盘庚、武丁、帝乙、帝辛等，是所谓日名。纣王的本名是受，纣是同音字，他的日名是帝辛。关于日名，有两种理解，一种是认为它是商王的出生日，另一种认为是去世那天。但是不管是何种解释，商人是根据每位先王的干日进行轮流祭祀的。比如只在丁日祭祀带丁的日名的先王。

据董作宾的研究，商人祭祀祖先的方式一共有五种，用这五种方式把祖先都祭祀一遍，需要350天时间，差不多就是一年。所以商代的祭祖仪式几乎天天在举行。如果都用人牲的话，数量确实是比较庞大的，恐怕远远不止目前发现的这些。

那么人祭究竟是不是导致商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呢，这并没有确定的结论。导致纣王迅速兵败的未必是人心向背，而是类似明朝那样腹背受敌——东南的淮夷叛乱牵扯了商朝兵力，周人则看准时机，一战定乾坤。

但是人祭一定是个不容忽视的亡国因素。根据研究，人牲的来源主要是非商人族群。商人这样残酷对待异族，怎能不激起他们持久的仇恨。

再造中华

但是奇怪的是，对于这样残酷的习俗和制度，殷亡之后三千年来，竟没有人提及，更不用说严厉批判。你看秦朝灭亡后，从汉代，一直到宋代，总有人在喋喋不休写“过秦论”。而商人的罪恶，除了一句“殷鉴未远”之外，再也没人细究过。

所以周代之后，人祭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烟消云散了，后人对此似乎毫无记忆。到了春秋晚期，孔子对于陶甬陪葬的风俗都已恨之入骨了，更何况人殉和人祭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记忆断层呢？

首先，商人和周人之间存在着文化断层，让人祭制度难以为继。

传统上，我们想象中的夏商周三代是直线传承的，夏之后是商，商之后是周，同一个主体族群，只是换了领导集团，就像后世的王朝更替。但是，由考古学家复原的上古史却不是这样，上古中国不是一脉相承，而是满天星斗，不同族群共生共存，不存在绝对主导的文明力量。上古所谓帝王，仅仅是部落之间的共主而已。夏、商、周分属不同族群，各自有自己的人文渊源，并且在时间上是平行发展的。夏朝时有商周族群，商朝时也仍然有夏周族群，到周朝时则逐渐融合。这就好比后世的蒙古、契丹和女真金人之间的关系，先是契丹占据主导，再换成女真，最终被蒙古人一统天下。

所以商人有商人的习俗和传统，周人也有周人自己的，他们并不热衷于搞人祭人殉。后世考古挖掘的周人墓葬中很少发现殉人葬，更不用说是人祭坑，而且不管是先周的周人，还是周代的周人都是如此。前面讲过，秦人直到穆公的时候还在流行殉人葬，他们跟商人十分相似，甚至连车马殉的规制也跟商人一样，马和车是摆成使用状态连在一起入葬的。而周人的车马殉则是车和马分为两个坑，以闲置的状态安葬。这是因为秦人实则是一支东夷部落，跟商人关系密切，是广泛意义上的殷遗民。周初武庚禄父及三监叛乱时，秦人先祖部落也参与其中，战后被周人迁徙到西部戍边。

尽管周人没有人祭人殉传统，但不代表他们没机会去学习。事实上，从周文王努力学习占卜技术这点看，他们恐怕并不排斥商人的这套鬼神信仰，甚至深以为然。

就在武王克商之后不久，发生了一件让孟子扼腕叹息的事情。这件事情记录在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中，这篇文章被认为就是真正的《尚书·武成》，后世流行的《武成》则是一篇伪作。大家还记得孟子那句“尽信书，则不如不无书”的名言吧，说的就是这篇《武成》的读后感。《武成》或称《世俘》详细记录了武王克商后举办庆功大典的事迹，里面写到周人效仿商人，用大量俘虏作为人牲，献祭神灵和先祖。所以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，除了战斗大量死伤之外，还有很多商人死在了祭祀现场。这让孟子有点不能接受——文武革命既然是以至仁伐至不仁，怎么会出现血流漂杵的事情呢？所以他不信，不全信。

孟子不信，是因为他不清楚商朝的事情。李硕认为，周公执政后，系统性销毁了商朝人祭的证据，造成了后世的记忆断层。

在周公旦的领导下，周人一方面大规模毁坏商人的祭祀现场，不再使用，也不让后人有机会去观摩学习；另一方面，把记载人祭的档案文献也一并销毁，让文献不足征，后人也无从了解这些殷礼。这双管齐下就彻底禁绝了人祭这种血腥的传统。

于是人文主义之花开始盛放，华夏文明迎来新生。人祭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的阴森文化，而周公创制的周礼，则是仁政，以人为本。几百年后的孔子格外遵崇这套文质彬彬的礼制。李硕大胆推测，也许孔子在整理上古典籍的时候发现了周公的这番苦心，所以十分执着地扛起人文主义的大旗。

周朝开启了此后三千年的中国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仍然是周人。这就好比西方人，总也脱不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精神底色。

《翦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

李硕 著

一頁folio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

本文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陆郎读书笔记”